简介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事件背景
国内背景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欲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1945年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致使中间人士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于16日复函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就有：“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国际背景
美国方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美军帮蒋介石运兵
苏联方面
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谈判准备
双方目标
国民党方面
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想借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共。在国共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共产党上，从而发起内战；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最后仍可以消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谈判可以拖延时间。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开赴前线的共产党控制区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并且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而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应付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实现和平的要求，应对美英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方面
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
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
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
事件经过
决定前往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说：“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对于安全问题，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飞抵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国共双方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
初谈不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 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解放区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期望差距甚大。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会见活动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艰难谈判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写有：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
军队问题
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8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但蒋介石明白，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签订协议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回到延安
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
事件结果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历史意义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