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一，全会确认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全会公报也尖锐地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与此同时，全会还提出要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毅然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决定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就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其他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都由此而来。邓小平曾说，这是三中全会的三个根本转变之一，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第三，全会决定为“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增加了新的中央领导成员，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样，就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提供了组织保证，并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条件。
第四，全会认真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全会认为，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就把民主法制建设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上来，与过去不重视民主和法制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有的人认为这是我国民主发展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全会认真讨论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发展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为此，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认为应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决定。邓小平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其他两个根本性的转折，就是“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从此“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入国际社会，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同时提高了”。
